大部分幸存者还要继续为生活操心。大大小小的营地开始重建、重组，对物资的抢夺和瓜分也更加激烈，每个人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这让镇里的气氛更加紧张。镇卫生院院长崔彬觉得，如果这种隔绝再持续两天，映秀镇可能出现流血事件。事实上，他的员工很快就遭遇了暴力侵害。

    13日一早，考虑到二河可能发洪水，镇卫生院工地上的营地被迫进行了一次大转移。七八十名伤病员全部被抬上球场坝，这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体力活儿。伤病员加上厚重的门板，地面废墟还未清理，道路崎岖不平，家属人数有限，雨还在下个不停。医护人员和工地民工全部出动，一趟一趟地运送。食物和睡眠不足，以及一天的高度紧张与忙碌后，大家已经累得浑身无力。

    有人将一大卷塑料薄膜弄到了球场坝，将这种东西披在身上，既能挡雨又能保暖。弄到一大块的人会在中间挖个洞，套在脖子上，腰间系一根绳子，做成一件临时雨衣。想要的人太多了，当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试图分享时，有人掏出刀子在他们脖子上比画，他们只好放弃。医生们实在无心也无力与这些人打架。他们扩充了喷水池边的医疗点，又从被埋的药品仓库里费力挖出少量药品，重建了映秀镇的医疗救治中心。伤病员加上家属，这一小块地方共挤进了300多人。

    球场坝的环境迅速恶化。密密麻麻的人群，随地大小便，遍地是垃圾。指挥部组织了一次强力清理，不久，营地又是一片狼藉。很多人搭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棚子，有了私人领地，一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公共区域乱扔垃圾。

    刘啸虎医生对球场坝的卫生状态越来越担忧，他尤其害怕菌痢的爆发。大小便和血水不能快速在水泥地面上渗透下去，满地乱流。苍蝇日渐增多，像轰炸机一样嗡嗡响……这些繁殖能力很强的东西在污染源和食物之间来回叮，很容易导致大规模肠道传染病的爆发。

    极为脆弱的医疗系统已经承受不了更大的压力，如果这里成为疫区，则可能被封锁。他告诫病人家属要讲卫生：“如果爆发了菌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去。”有人不理解：“我们照顾病人都来不及，哪里还能顾上搞卫生？”蒲倩比谁都清楚这个危险，她在医院就是负责防疫工作的，她和刘啸虎十分小心地上到受损的门诊大楼楼顶，找到了一瓶消毒液和两袋消毒粉，将它们喷洒在球场坝上，并在上坡的地方设置消毒脚垫。做完这一切，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面对潮湿、闷热、恶臭、拥挤、吵闹，一些人终于无法忍受，他们离开了这个“大垃圾场”。虽然指挥部在这个营地每天发放一点儿食物，但这已经留不住他们。

    求生最艰难的是那些孤身的外来者。《深圳晚报》记者李晶川和徐再杰15日在映秀镇遇到一个求助的难民——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员工宋新锋。乘坐的大巴被砸到河里后，他侥幸逃出，来到了映秀镇。李晶川看到他穿着一件捡来的工作服，里面套着一件捡来的女式高领绿毛衣，脚上的鞋子也是一样一只。

    宋新锋说：“除了裤子和左脚上的鞋，全是从废墟里捡来的。”地震后他就开始了乞讨的生活，几天来，他的食物主要是当地人吃剩的方便面汤。他对记者只有一个请求：“求求你，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老婆，我还活着。”

    13日中午，枫香树村村支书董毅双在重整了福堂坝的营地后，来到团结桥桥头。他看着对岸已成废墟的村子，想起昨天那里还有一群活生生的人，那些住着很舒适的房子，郁郁葱葱的山坡……他禁不住号啕大哭。他哭了很久，觉得过去24小时发生的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 张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