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闹得沸沸扬扬的李某某涉嫌强奸一案又出新闻。李家人质疑，受害女孩是一名“陪酒女”，且没有明显反抗，案发时，有人在场，况且酒店等地也有监控录像。因此，李某某的母亲等人要求律师作无罪辩护。（见7月15日《深圳晚报》）

    李某某案嫌疑人当然有选择律师的权利，律师自然也有选择以怎样的方式辩诉的权利。好在律师不是法官，爱子心切的家长也不能左右审判，但其抛出的“陪酒女”“无明显反抗”之说，不仅没有为其加分，反倒激起更加汹涌的民愤。

    不管这些来自嫌疑人一方的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刑法等对强奸罪的认定都遵循“不能以被害妇女有无反抗表示作为必要条件”原则。当然，细节与法理的纠结，自然有律师和司法部门去伤脑筋，但在民意沸腾的当下，强调“陪酒女”的身份，究竟是要表达或暗示什么呢？

    当下，“陪酒女”就像做小买卖的贩夫走卒一样，不过是一种职业，若不合法，执法部门大可“依法取缔”，若无禁止，凭什么成为洗脱“强奸”罪名的“证据”？

    一来，陪酒女即便有游走在色情边缘的可能，该对其约束的应是市场监管与法纪的刚性，跟具体哪个女孩有何关系？二来，陪酒女又不是“失足妇女”，即便是真的“失足”了，涉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就可以因受害人的身份而减罪吗？王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美好与丑恶，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对法律的信仰，对公权的敬畏，从来都不是来自对美好的歌颂，而是来自对丑恶同仇敌忾。我们已不欢迎续集的“小时代”，那么它就应该属于公平正义的“大时代”。这个时代，容得下各色“二代”，也不应当看低“陪酒女”，因为在法律里，他们都叫“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