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日18时许，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引爆自制炸药，北京警方已对其正式刑拘。随后，广东东莞方面及冀中星原籍山东鄄城方面分别对外通报，确认2005年6月冀中星在东莞打工期间受伤致残，并因此多年上访一事。然而就冀中星受伤原因及东莞方面曾向冀中星支付的10万元钱，两方的通报有出入。（见本报今日B04版）

    冀中星事件的真相，时隔多年，扑朔迷离。广东有广东的说法，山东有山东的陈词，无论是非怎样纠葛，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的“真相”，显然没有说服得了当事人的绝望。

    不管是广东还是山东的说法，都牵出了冀中星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治安队员。治安队员是个怎样的群体呢？根据东莞公安局的数据，该市约有各类治安人员15万人。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招聘和管理使用的治安队员仅有12642人。

    “干着警察的活，拿着打工仔的钱。”临时工城管、连临时工都不如的治安队员，严格来说都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其执法权都是大大的问号，却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序列中，风餐露宿在矛盾与对垒最集中的一线。

    城管与治安队员的问题，本质上殊途同归。很多地方说，人不够，钱不够，城市摊子太大，能力捉襟见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很少有人去问：如果少管点、管制放宽点，需要那么多人干吗呢？城管与治安队员涉及的一些管理领域，连行政许可的层级都够不上，却在地方部门的“主动作为”之下，成为紧锣密鼓的执行领域——问题是，卖个西瓜，或者随便逛个街，一般情况下，需要有那么多与权力有染的“制服”盯着、管着、罚着吗？

    行政审批在简政放权的时候，怕就怕这些最基层的执法或“类执法”部门仍我行我素。电影审批少个环节、公司开业少道手续，固然是裨益社会的好事，但那些出没在街头巷尾的、最司空见惯的城管或治安队员，让他们少管点、管好点，恐怕是比扩编或素质教育更重要，也更现实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