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古往今来，藏书为上。藏书有官私之分。官藏备极而盛，集典籍之大成；私藏则重善要之本，宜子弟学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图书管理机构的国家之一。无论官藏、私藏，都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贡献甚巨。

    《孟子》有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后来则有专设机构。最早的官藏图书馆建于东周洛阳，称守藏室，守藏史即《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藏书古来为士子书生之雅举，私家藏书者，不胜枚举。西晋有一位叫张华的藏书家，一生唯爱书，死的时候家无余财，只有满屋图书。晋朝还有个人叫范蔚，家藏图书近万卷，每天到他家借阅图书者不下百人，范蔚还供应饭食给读者。唐时有一位大藏书家叫柳仲郢，家藏图书万卷以上，这些图书先是藏在长安，后来全部搬至洛阳。唐代与张说并称为“燕许大手笔”的许国公苏珽（tǐng）也是藏书大家，平时乐于将藏书慷慨借人阅读，弥补了官藏图书不开放的缺憾。

    也有嗜书如命，不肯借人的藏家，甚至连皇帝的面子也不肯给。江苏常熟的瞿氏是我国四大藏书世家之一，其家藏书的地方叫“铁琴铜剑楼”，相传到第四代主人瞿启甲时，楼中藏书已达十万卷之多。其有一部图书甚得光绪皇帝喜欢，光绪先后派四位侍郎去借，瞿启甲始终不肯答应，光绪又许他以三品京官，赐钱巨万。瞿氏无奈，拿出当年乾隆皇帝赏赐的“恬裕斋”御笔，此事才算作罢。现在，“铁琴铜剑楼”的藏书都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内。

    时序更替，物事推移，今天的图书收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收藏善本典籍更非易事。但是，图书收藏依然有很大的空间。重要的方志、孤本、碑拓、轶藏民间的近人著述手稿、地方学人贤达的笔记文字等等，都是值得收藏的。洛阳民间图书收藏家晁会元先生所珍藏的明代金陵版《本草纲目》是我国现存的唯一金陵版全本，弥足珍贵，该书就是在民间收藏的。又如李绿园所著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几乎同时问世于乾隆年间，20世纪20年代，洛阳清义堂石印行世，数量不多，后来北京朴社印刷的《歧路灯》第一本26回，更是罕见，这些都值得寻觅收藏。

    在洛阳古玩市场上，时有古旧图书出现，有些图书收藏价值虽然一般，但出于文人雅士之家，书中留有闻达者之眉批墨迹，评介文字，也是不可多得之物，热爱图书收藏者亦可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