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清代金石考据之学风行，但凡书家，无不追踪古碑名帖，变法立异，遂使流派纷呈。今碑拓收藏者，知碑帖与法书之源流，方能法眼清醒，选精擢粹。

    中国书法，魏晋以前，以创造新体为特点，如李斯小篆，蔡邕飞白，之后各体渐趋成熟，形成真草隶篆四大体系。每一种书体发展到极致，都会出现代表人物，真书如颜真卿、柳公权，草书如怀素、张旭，隶书如邓石如、金农，篆书如李斯、李阳冰、吴昌硕等。

    到了晋代，文人信函手札挥洒飘逸，“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独领风骚，《兰亭序》成了书家楷模。唐代时已有了集刻王字《圣教》碑以及名家临摹《兰亭序》之举。至宋代“阁帖”盛行，遂有“帖学”之称谓。宋太宗还诏令刻《淳化阁帖》，赐予近亲大臣。由于翻刻之风盛行，书法渐渐失去“气韵”，明清之后，“帖学”趋于衰微。

    “碑学”之出现，始于阮元。阮元是清代嘉庆、道光名臣，也是著作家、刊刻家、金石校勘大家，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开先河，提倡书家回归古意，宗法北碑。继而有包世臣之《艺舟双楫》，力排帖学之弊，主张碑学为先，随后有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这是一本广义书法史，康氏此书对清代后期的“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占领了书法论著之高地，至今无人超越。

    有一旧事，可知康有为对北碑揣摩研究之精细，亦可为藏家学习之典范。1923年秋天，康有为游陕路过洛阳，被辛亥革命元老张钫邀至“蛰庐”，谈碑论书，张钫将早年所得苻秦建元四年（前秦，公元369年）“产碑”拓本赠予康有为，康氏喜不自胜，诵读再三，连碑阳碑阴的字数都一一数过，遂挥毫作跋，称赞此碑“既为罕见，又比北魏诸碑皆为先河，（北碑）高古精妙冠世者，皆此碑之子孙也！”又于跋尾写道：“伯英赠我如此重宝，不敢受也，后世当共保护之。”康有为到陕后，又见此碑拓本，再以题跋，赞此碑为“古雅第一”“关中楷隶冠”。

    洛邑自汉以降，名碑存世甚多，北魏及唐造像记则集中于龙门石窟，《龙门二十品》堪为北碑名品中之翘楚，其被书家追索而闻名遐迩，亦与康有为有关。《广艺舟双楫》论碑，康有为的结论是：碑莫备于魏。他在书中提及龙门石窟中《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元详》造像等，盛赞这些北魏造像书法庄茂方重，洞达靡逸，后世碑刻所有之体格意态，无不尽备。此后大收藏鉴赏家方若的《校碑随笔》一书问世，详记《龙门二十品》之名录。龙门北魏造像记先有五品、十品之选，到了《校碑随笔》二十品始得确定。

    老拓全套《龙门二十品》，存世不多，注重北碑之藏家，犹甚爱之，清末已有翻刻碑版拓片流通，正如方若在《校碑随笔》中所说：因为题记在石窟高处，拓片不易，为省事则摹刻翻版，收者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