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收银员大姐经营小超市多年，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我正要逃离这里时，她忽然喊住我，将那个面包丢了过来，说：“下午把钱送给我。”

    连续好几天，我都反复地自言自语着自己与凌一尧的那极短的对话，然后一个人偷着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决定彻底豁出去一次，向凌一尧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在一座长长的木桥上，我找了一个人少的空隙拦住凌一尧，忐忑不安地将情书递了过去，她顿时愣住了，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将情书又往前递去，她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看见后面有人走了过来，情急之下她打开装书本的袋子，我心领神会地将情书丢了进去。

    而后我们红着脸各走各的，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兴许，在那封情书投进书袋的一瞬间，我此生的命运就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送出情书的第二天，我的“创作”地点就转移到了政教处办公室。在所有高中生的眼里，无论这里多么窗明几净，气氛永远都是阴森森的，如同天牢或者地狱。我的对面坐着威严的姚主任，大家私下管他叫姚千岁，他从眼镜边框的上方瞄了我一眼，说：“吕钦扬啊，前天你一夜写了三页纸，今天怎么就咬笔杆了？是不是这个环境不利于激发‘创作’灵感，要拿回宿舍慢慢写？”

    我理智地拒绝道：“不用了，这里有空调。”

    凌一尧把情书交给了政教处，这事做得太不厚道。我内心的伤痛尚未愈合，班主任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吕钦扬，你要上电视了！”

    “什么电视？”我万分激动。

    “闭路电视。校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这次纪律整顿大会的主题是杜绝早恋，你要在学校直播室做一次公开检讨。”

    我无比愤慨：“为什么是我？不就是写了一封情书吗？”

    班主任思索片刻，说：“可能是别人脸皮太薄了，怕留下心理阴影。”

    如果搁在现在，我绝不会坐以待毙，不但会给凌一尧扣上卖友求荣的帽子，还要控诉政教处侵犯个人隐私，可在当时，早恋就是一个不容翻案的罪名。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每次远远地看见凌一尧，我都会走向旁边的岔路，不愿意与她打照面。说实话，我对她有些记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做，难道被我喜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以后不喜欢你就是了呗。

    当时我有一个崇高又朴素的理想，我要报考师范大学，毕业以后返回母校当班主任，若是再遇到此类事件，我要罚告密者抄叛徒二字一万遍。

    据说，历次电视会议的录像都会被妥善保存，作为我校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为了给学妹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特意理了一个清爽的发型，熨了一下白衬衫，还借了一双白色的跑步鞋。

    第一次上电视，我好激动。

    那天中午，政史二班的体育委员来访，对我进行亲切慰问，他鼓励我好好表现，发扬“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不要辜负诸位兄弟的殷切期望。他还带来一个消息，说我那封情书不是凌一尧主动上交的，而是被他们班主任曹老太收缴的，凌一尧还被拉到办公室做了一通思想审查。

    尽管他说得言之凿凿，但少年那颗脆弱的心一旦破碎了，岂能轻易弥合，我固执地认为就是凌一尧将我出卖了。

    学校演播室中间摆着一台黑色的摄像机，镜头的对面摆着一个主席台，依次坐着诸位领导以及各年级组长，而门口站着的是6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就有我。

    另外5个家伙我全都认识，他们的“罪名”比较另类。什么拿游戏币冒充硬币买茶叶蛋，什么大半夜拿鱼竿在校园池塘里钓鱼，还有那位住在二楼的同学，他用大搪瓷杯盛尿往院墙外面泼，致使墙外方圆几米的庄稼都死了。

    相比之下我绝对是最纯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说我因为写情书给女生被对方送到政教处时，他们一个个都面露鄙夷之色，仿佛我犯下了比他们更龌龊的罪行。

    当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