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期末考试，凌一尧就完全闭门不出专心复习。

    “知识就是金钱啊，少年郎。”她拿着奖学金，苦口婆心地对我说。

    在她的感召下，我也渐渐开始转变，不再吊儿郎当地混日子，经常去她学校的图书馆和她一起看书。大二下学期，我终于平生第一次体会到领取奖学金的滋味，尽管只是区区500元钱，但它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不久，我开始跑南京的建筑工地，跟在一个学长后面搞工程测绘。尽管薪酬低，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与此同时，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大学围墙外面的世界远比我以前想象的残酷。

    “现在农民工一天都挣100块了，咱们正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不可能低于那个工资吧？”同寝室的同学说。

    当时的菜包子5毛一个。

    其他人一边玩着电脑游戏，一边表示赞同，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我不想让他们人生最快活的一段时光蒙上阴影。

    那段时间我陷入对未来的忧虑之中，一想到毕业以后的命运就心中忐忑。我开始为遥远的二级建造书考试作准备，并不遗余力地向前辈讨教经验，抓住机会去接触更好的精密仪器和测绘技巧。

    同学们认为我杞人忧天。幸好我还有凌一尧，每当深夜我在台灯下绘制图纸时，她总会发来的一条短信以消除我的疲惫。

    就这样一直到了大三的年末，我和凌一尧面临分道扬镳的危险。她还有一年才本科毕业，以后还要考研，而我已经面临实习。她提议：“要不，你去考专升本吧？”

    我说：“我都快毕业了，现在花时间考那个有点迟了，即便考上了还要再读两年本科，有些不合算。”

    “可是，我想让你多陪我两年，我一个人上学多无聊。”她说。

    我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毕业，我说：“你乖乖上学，以后还要读研，我先出去闯世界，等你毕业了我刚好娶你。”

    当时，我以为自己将未来想得又理智又清晰：我提前进入社会工作赚钱，等4年后凌一尧研究生毕业，我刚好积累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给她建造一个安定温暖的小家。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有时坚定地认为那是男人的担当，但一旦喝多了就会把因果联系扯得非常远，最后归结到我没有好好念书才会导致我和凌一尧两相忘的结局。

    2006年的夏天，413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离开校园，而他们原先的床位将被新招的大一新生占领。我的室友们这才不得不离开电脑游戏，一场接一场地赶赴招聘会，此时他们才明白，自己的未来并非那么美好，大学文凭不能赐予他们任何光环，反而成为一个沉重的枷锁。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监理公司当资料员，试用期月工资800元，转正后月工资1400元。尽管待遇不高，但监理公司介于甲乙双方之间，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整个工程项目的状况，对我今后的长远发展有好处。

    当时的物价还算平稳，生活成本不高，房价也未成为平民的心病，我一度扬扬得意。当时我最喜欢听别人说“工作难找”，因为只有听到这样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失败者，甚至算得上是个成功者。

    在监理公司工作，本应是非常轻松的，但我们资料员不轻松。白天，我忙得团团转，抱着电脑处理各种文件。有时监理们忙了，随口丢下一句“你去现场看看”，我就得临时客串现场监理。记得在一个省道工程中，我戴着安全帽独自在外面晃悠，方圆几里都找不到几个树荫。在烈日下炙烤十几分钟之后，我终于走进木工做混凝土模具的棚子，暂且避一下阳光，也让劳保鞋里的脚丫子透一下气。

    “哪里不符合规范了？”木工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

    “没有啊。”我有点不知所措。

    “那你在这里看什么看？”

    我顿时醒悟过来，施工单位的工人通常都不喜欢监理，一是因为有种压迫感，二是监理在他们眼里都不是好东西。工程队的老板们表面对监理点头哈腰，私底下却纵容甚至鼓励工人与监理作对，最后还会来一句“你干吗和工人怄气”，此时我们有苦说不出。

    “我就躲一下太阳而已。”我说。

    钢筋工们不屑地笑：“嫌热就回你们监理办公室的空调房里躲着，在这里看个屁啊？”

    我无话可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棚子，继续在烈日下漫无目的地走着，依稀听见他们得意的笑声。

    我是一个初出校门的菜鸟，连监理都不是，受到羞辱也不会有人帮我出头说话。论吵嘴，我骂不出花样儿；论打架，我更不是他们的对手；论收入，木工的薪酬是普通大学生的双倍。我在这里是一个弱者。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