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邓懿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已经拒绝了那位追求她的男生，但我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甚至变得有些疑神疑鬼。

    邓懿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这位女友论才论貌都远不如她，女友有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表兄，他长得一表人才，他们三人很谈得来，常在一起。当时，虽然听说那位表兄对他的表妹很中意，但让我觉得蹊跷的是，为什么他在优劣悬殊的两个女友中，不“择优录取”呢？我一直为此忐忑不安，直到邓懿的女友和她那位表兄结了婚，才消除了我的担心。

    我对邓懿的感情是专一的，在这方面我虽然没有使邓懿感到疑虑的事情，但我遇到过一些人为我提亲说媒。还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的时候，容庚先生曾想把他的得意弟子、一位比我高一级的女生介绍给我，就先从侧面了解她的想法。这位女生表示，她将来非博士不嫁，后来她果然嫁给了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刘博士。此事是多年以后朋友讲给我听我才知道的，可是，我周一良以后不也成为博士了吗？

    恋人之间不管如何相爱，总不免会有一些摩擦和误会。有一天晚上，我和邓懿在二院女生宿舍门口，因为一件事情有了误会没有能够澄清，可那时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我们只好分手了。我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于是我就想试一试“风露立中宵”的滋味，在二院关门熄灯以后，我仍在门口独自徘徊，学校卫队的人巡逻时觉得我可疑，一番盘问之后他们把我带回到了男生宿舍。

    兴趣同异

    1935年夏，我从燕京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和邓懿两人花前月下，尽情享受恋爱的甜蜜。1935年秋，我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主要目的就是再待一年，等邓懿毕业之后一起离开燕京。就在这一年冬天，我和邓懿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宣布订婚了。

    此外，这一年我在学术上有了极大的收获，这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一课后，陈寅恪先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决心走他的道路。1936年，经陈先生推荐，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

    此时，邓懿从燕京大学毕业了，我对邓懿所学的专业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她写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纳兰性德诗词方面的，而我也很喜欢读《纳兰词》。

    但她对我学的历史专业一点也不感兴趣，她认为历史学枯燥无味。我这一生所写的东西，她只读过自传《毕竟是书生》以及我污蔑她是漏网右派的大字报。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我任何一篇学术论文。

    中西合璧

    1938年4月3日，我和邓懿在天津结婚。

    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我和邓懿先在饭店用西方方式举行了结婚仪式，然后回到家里按中国传统习俗重来一遍。

    在西式婚礼中，证婚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本来我们想请傅增湘来证婚，因为他是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同时与周、邓两家都有渊源。但因平、津之间交通不便，所以改请了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孙章甫先生做我们的证婚人。孙先生曾留学美国，同时又是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前清学部大臣孙家鼐之孙。

    婚礼结束后，客人入席。我和邓懿回到家，脱去西式服装，我换上长袍马褂，邓懿上身穿花色短袄，下穿红裙。我们两人先拜了祖先，后拜了父母，最后向来宾中的长辈行礼。

    在我们的新房里挂的礼品有傅增湘送的对联，还有顾随先生写的条幅“屏除丝竹”。桌上陈列着同学们赠的礼品：谭其骧送的是《中西回史日历》、邓嗣禹送的是《居里夫人传》（英文）、侯仁之和张玮瑛送的是《牛津诗选》（英文）等。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天津租界相当平静，因此我和邓懿婚后的生活是比较恬静幸福的。

    （周一良）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