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的十几年里，袁世凯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都有。比如曾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北京大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一群不同于一般的朝鲜人，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地痞流氓。

    在这十几年中，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大清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接触底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帮他搜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

    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场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一个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出席晚宴。当晚有十几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大使以为他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那么如果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时，出兵是继续保护大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

    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那边发电报让大清国对出兵放心，这个原因就来自他的私心——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机会：他要回国！

    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只有国内出兵，派来作战的将领，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国——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撂挑子！必须回到国内。

    当年6月底，朝廷已经派兵，而日本也已经派兵，在朝廷担心可能与日本开战，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派军舰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月11日，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他生病了，而且很严重，趁着还有一口气要落叶归根。

    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

    领导，您不是不知道的，我老袁素有发烧症，最近开始拉肚子，昨夜又突发重症，头昏目眩，全身疼痛难忍，赶来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说烧得厉害，不得不采用物理降温（敷冰块），这样我才没有去见先帝！

    在发完这封电报之后，袁世凯不等批示，赶忙将他的工作和职务全部移交给下属唐绍仪。他鼓励唐绍仪好好干：我是要死的人了，但岗位必须在，不能耽误工作，你就在这里建功立业吧，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唐绍仪接下了袁世凯的一切活儿，他向国内写工作报告时，在这份报告上特意加了一句 “具体事项可等袁道到天津稍痊愈后面禀”。我们别小看这句话，这正是他老袁冥思苦想加进去的，他的算盘是：一旦国内没注意到这句话或者不作公开表态，他可就要拔腿走人了。

    现实又一次打击了袁世凯，证明了领导是比他更精明的人，领导很快给了答复：袁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这个答复居然是通过最高命令——奏请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出的。

    这是为什么？我在朝鲜十几年了，难道就不能挪窝吗？袁世凯十分想不通。

    他只有最后一招了：耍赖。在接下来的电报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耍赖的本领：我已经病到这个程度，只有一死了，但是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伤心欲绝！可是，领导仍然无动于衷，摆明了让袁世凯死也要死在朝鲜的架势。

    但此时的袁世凯，成天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去见先帝的样子，连唐绍仪也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打电报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 作者 黄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