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喜欢飙车于闹市，古时的公子哥儿也有这种坏习惯——不过那时候他们飙的是四条腿的骏马。

纵马闹市，拉风是拉风，对公众安全却构成严重威胁。在清代人画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快马撞人的场景：在河边的一条道路上，有两个人纵马驰骋，一个挑着担子的人被撞翻，但骑马的两个人没有停下，疾驰而去。这场“马祸”发生在郊外，要是在闹市“飙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这幅《清明上河图》虽出自清代宫廷画师之手，却假托宋朝背景，宣称画的是宋朝市井风情。那么，在宋朝，纵马伤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针对“交通肇事”行为，宋政府有专门的立法，叫“走车马伤杀人罪”。《宋刑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

又议曰：“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私’谓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而走车马者，不坐；虽有公私要急而走车马，因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

唐宋时期行文中的“走”，指“疾跑”，这个意思还保留在“走马观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成语中。“走车马”即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

“无故”，指没有公私紧急事务。“公务”指急递公文、传送敕令、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务，要快马加鞭，不容逗留；“私务”指报丧、送病人治病、紧急追人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误。

“人众”，按唐宋法律，有三个人以上即可称“众”。

也就是说，宋政府对市区交通实行“限速”制度，除了有公私紧急事务，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均视为“危险驾驶”，给予“笞五十”（在屁股上打五十小板）的刑罚。就如今天的超速驾驶，不管是否造成事故，都要给驾驶员记分。

如果因“飙马”“飙车”而撞伤路人呢？则比照“故意伤害罪”，“减一等”进行处罚。宋朝刑法将“故意伤害罪”称为“斗杀伤”罪，根据伤势轻重给予不同量刑——以“见血为伤”，轻伤“杖八十”，导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打掉人牙齿、毁坏人耳鼻、损伤人眼睛、折断人手指脚趾、打破人脑袋、烫伤人肌肤的，为重伤，“徒一年”；打掉人两颗牙齿、折断人两个手指以上以及揪掉人头发的，“徒一年半”；“殴人十指并折，不堪执物”，致人终身残疾的，为严重伤害，“流三千里”；因斗殴致人死亡的，处绞刑；使用凶器故意杀人的，处斩刑。

宋朝法律对“无故走车马伤杀人”的处罚，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减一等”，比如“斗杀伤”致人终身残疾，依法应“流三千里”；而“无故走车马”致人终身残疾，则“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紧急事务要办，法律允许办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在街巷中快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人受伤或死亡，则以“过失伤害罪”论处。宋朝法律对“过失伤害罪”的处罚较轻，而且允许赎刑。赎金支付给被车马撞伤亡者家庭，相当于经济赔偿后达成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车马”，由于马匹受惊而致人伤亡，则按“过失伤害罪”“减二等”论处，也允许赎刑，赎金稍少一些，但同样作为经济赔偿金支付给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车马”只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则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赔偿标准按“减价”即财物因受损坏而发生价值减损的那部分计算；如果致使他人财物灭失则按市价全部赔偿。

可以看出，宋政府针对交通肇事行为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不过执行情况还要再加考察。那时有条件养“宝马”、备“豪车”的，想来都不是寻常家庭；而敢在闹市“无故走车马者”，恐怕也以“官二代”“富二代”居多。这些人有钱有势，撞伤了他人，法官能秉公执法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摘自《生活在宋朝》 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