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争论是“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偏偏在这时，殷天赐带人上门搞暴力“拆迁”，李逵忍不住将他打死了。

这场民事冲突升级成人命官司。杀了人的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柴进则被捉到衙门，等待判罪。最后，梁山好汉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大官人。

《水浒传》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宋朝的司法系统已经完全溃坏，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

然而，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真的像《水浒传》中那般不堪，这个王朝便不可能维持300余年，而且在300余年间从未暴发大规模民变。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

司法系统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那么宋朝的司法系统能不能保护臣民的合法财产权？从法律条文上看，宋人并未在立法上标明“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赵宋立国，即标榜“不抑兼并”“田制不立”，在政治上放弃了对土地产权的干涉，并在法律上严禁官私侵占百姓的私有财产。因此，说宋人的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是毋庸置疑的。

宋真宗时，京师发生了一起地方豪强强占民宅的案子。当时有一个叫崔白的恶霸，看中了邻居梁文尉的住宅，要求梁文尉卖给他，但梁文尉硬是不卖，因此经常受到崔白的“诟辱”。

后来梁文尉不幸去世，留下遗孀张氏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崔白发现这正是拿下梁宅的天赐良机，便指使手下日夜往梁家扔石头、瓦片。张氏不胜其烦，只好搬家，将梁宅卖给崔白。

张氏叫价130万钱，即1300贯，相当于今天七八十万元人民币，但崔白仗势欺人，只出了90万钱（900贯），便强行将宅子买下来。张氏卖了房子后，可能觉得不服气，跑到开封府起诉崔白强买人宅。崔白“遂增钱三十万”，同意再补偿张氏三十万钱，即300贯。

崔白事后咽不下这口气，又将张氏告上开封府，称张氏在交易完成后，擅自增钱，他还向开封府的法官行了贿。另外，“权大理少卿”阎允恭（相当于最高法院代理副院长）也是崔白的老朋友，阎允恭便交代开封府判官韩允帮帮忙。所以这场官司打下来，张氏输定了，被判“妄增屋课”，被打了板子。

崔白从这场官司中得到实际利益没有？好像没有，相反，他还得多掏一笔钱去贿赂法官。赢了官司后，崔白到处吹嘘自己的威风：“大理寺少卿是俺哥们儿，开封府法官是俺朋友，你们不是想告我吗？去告啊！”这话很快传到皇城司那里。皇城司将这个信息上报给皇帝。宋真宗立即诏令御史台立案调查崔白。

御史台组成的特别法庭很快就“鞫（jū）问得实”，并判涉案的阎允恭、韩允“除名”（开除公职）；崔白“决杖，配崖州牢城”（杖刑后发配崖州牢城服役）；崔白的儿子也因为作恶多端，被判“决杖，配江州本城”。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社会确实会发生强占民宅的事情，但不管是受欺负的张氏，还是想欺负人的崔白，都是先起诉，而不是诉诸暴力。当然，宋朝“法院”有腐败现象，但整个司法系统也存在自我纠错的机制。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距“水浒时代”不远的案子——

宋哲宗绍圣年间，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坟上修建慈云寺。

当时正好是《水浒传》中的大奸臣蔡京当户部尚书，他欲巴结皇亲，便圈了一大块地献给向氏，下令“四邻田庐”赶快拆迁。被要求拆迁的人家不服，到开封府起诉蔡京。开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孙）做出判决：“所拓皆民业，不可夺。”

不过，被要求拆迁的人还是不满意，又告到登闻鼓院。登闻鼓院是宋朝的“直诉法院”，主要接受“民告官”的诉讼。登闻鼓院不但维护了被要求拆迁人的财产权，还惩罚了侵犯平民财产权的蔡京。

就我对宋代历史的了解，大体来说，宋朝的“条例”（法律）还是能够保护臣民的合法产权的。

（摘自《生活在宋朝》 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