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言论禁忌，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有的禁忌被突破了，同时有新的禁忌形成；有的禁忌借助强硬的立法进行维护，有的禁忌则由社会成员通过自发约定相互遵守。

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及之前，普遍存在“渎神”的禁忌，据说柏拉图就主张对犯了渎神罪的人加以监禁，必要时处以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主法庭以渎神罪处死。如今，西方基本上没有渎神罪了，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宗教歧视变成新的言论禁忌。

中国社会由于很早就完成了西欧等到文艺复兴时才完成的人文发展，所以几乎一直都不设渎神罪。不过，在中国古代，儒学为治国之正统，侮辱、亵渎儒家圣贤也是彼时的社会禁忌，当然，你可以质疑、重新诠释圣贤的学说，但圣贤本身应当受到尊敬，渎圣侮贤，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话说北宋时，川地出了一位叫龙昌期的民间学者，在正统士大夫的眼里，这个龙昌期就是一名“异端”分子，因为他的言论渎圣。

龙昌期的学问很好，他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自成一派，以“议论怪僻”著称，曾别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道德经》，蜀地很多名士都拜他为师，“知名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

龙昌期早年曾经“携所注（著作）游京师”，希望朝中有伯乐赏识他这匹千里马，但朝廷没有用他，他只好失望而归。后大臣韩琦在剑南当安抚使，得知龙昌期之才学，便力荐龙昌期到国子监当了一名助教。另一位大臣文彦博也很赏识他，又向朝廷推荐，于是他获授“校书郎，讲说府学”。此时，龙昌期已年过八旬，他把自己历年出版的著作“百余卷”献给宋仁宗，以证明自己的学问确实很牛。

宋仁宗将龙昌期的著作发给翰林院，想听听大学士们的意见。皇帝其实非常欣赏龙昌期的学问，下诏“赐龙昌期五品服，绢百匹”，然而，翰林学士在通读龙昌期的著作之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龙昌期“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甚至“以周公为周之贼”。周公为儒家心目中的圣贤，龙昌期居然斥责周公为“贼人”，在当时，这是毫无疑问的“渎圣”言论。

一些正统的翰林学士很愤怒，向宋仁宗报告了他们的看法：“观其（龙昌期）穿凿臆说，诡僻不经，甚者至毁訾周公，疑误后学，难以示远。乞下益州毁弃版本。”这些翰林学士要求撤销龙昌期的教职，并销毁他的著作。

然而，翰林院“未闻朝廷卓然有所施行”，反倒听到皇帝加赐龙昌期“五品章服及绢百匹”的消息，这下翰林学士们更是怒火冲天，知制诰刘敞立即上了一道火药味儿很浓的“论龙昌期学术乖僻疏”：龙昌期之书，亵渎圣贤，要是放在从前，早已像少正卯那样被诛杀了（但“孔子诛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事，历朝都有人质疑，许多学者相信那是法家栽赃给孔子的）。现在陛下“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之俗倡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不过，宋朝的士大夫还不至于杀气腾腾，刘敞虽然话说得狠，但实际上无诛杀龙昌期之意，只是要求皇帝追还赏赐龙昌期的诏书。刘敞说，如果不追回诏书，说明皇上坚持相信龙昌期是国之贤能，也就说明我刘敞“蔽贤而害能”，那么请陛下治我等之罪。这差不多是在要挟宋仁宗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也认为，龙昌期“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台谏官也上书“交攻”。不过，从刘敞疏中“执政不能谨重政体”“藉人情卖弄国恩”等话语来看，当时的执政官是同情龙昌期的。

正在众说纷纭之际，年迈的龙昌期跑到登闻鼓院递状自辩，并“还纳所赐”，辞职回乡。这场由渎圣言论引发的争端，因为龙昌期有尊严地退让，终于平息下来。

在回川路上，龙昌期途经洛阳，去拜见提携他的文彦博。文彦博向龙昌期表达了歉意，又说：“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龙昌期说：“某何尝非孔子，但非周公耳。”文彦博说：“亦足矣。”

（摘自《生活在宋朝》 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