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太行山脚下，算得上县城以西最大的村镇。逢农历四或九为集日。集日那天，四里八乡、百十里外的人都会云集而来：做买卖，打把式卖艺，耍杂技唱戏。

日上三竿，村街上，已黑压压一片水泄不通。

第一次在山里过年的上海媳妇很惊奇：“阿拉不清楚，这么多人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有人神秘兮兮道：“大石底下，石头缝儿里，云彩边儿上，一过集，就全出来了！”

她知是调侃，一笑而过。

入腊月，打工上学的回了乡，家里地里活计闲下来。最重要的是，新年大节就要到了。俗话说，小妮要花，小子要炮；老太太要裹脚，老头要毡帽。谁不置办点儿年货呢？

年集就更热闹了。

大早起，售卖者就摆好了摊儿，有支棚搭板的，有就地铺开的，还有把车挡板一放，交通工具兼职做了卖货柜台的。这边，肉鱼禽蛋水果花，衣帽鞋袜诸零杂；那边，胭脂水粉搽脸油，刷子笤帚清洁球；紧挨着又是，对联灯笼和年画，西红柿青芹和黄瓜……

不多会儿，采买年货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

然而，人群里没有我爹娘的身影。这天，家里要待客，我娘在厨房里又是切白菜、蒸馍，又是切肉、剁葱，叮叮当当，忙个不休。

不到中午，一大锅海量的熬菜，已冒着香气在等客上门了。吃完午饭，打发客人上路，娘才匆匆上街，买回几尺花布，几副对联。

腊月大集，我爹同样也无心办年货。他们在打麦场四围用绳子一拦，辟一方场地，存车。不论什么车，一辆车收一毛钱。

天黑下来时，我爹才匆匆上街，拎回一捆儿大葱，几挂鞭炮。

我家的年货，都是这样从“集尾巴”上揪来的。

我呢，在集上钻来钻去，看这也眼馋，看那也眼馋，就是没钱。

我最喜欢流连的是杂志摊儿，从这边转到那边，又从那边转回来，摸摸，看看，不忍离开。

快板似的吆喝声，把我吸引去了。这边说：南来的，北往的，这电子表是产自香港的；那边说：东走的，西行的，这风雪衣是来自北平的……

我近前瞅瞅表盘上一闪一闪的黑色数字，觉得有点儿意思；再仰头看看车栏上挂着的大袄，灰突突没啥好看的，还故弄玄虚，说是什么北平的！

旁边玩魔术的，在脚边抻了块儿白布，布上倒扣俩碗儿。三个玻璃球，被他夹来夹去，一会儿就去向不明了。

还有耍嘴皮子的，把一个盒子一敲，一边喊：“俺这是万宝箱，西洋镜！里面有哭的有笑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寻死的上吊的，有戴花的放炮的，有敲锣的吹号的；有娶媳妇的，有戴孝的，有打情的骂俏的，有卖菜的卖药的，有卖花椒的卖大料的；有卖姜的卖蒜的，有推车的挑担的；有下馆子的，有要饭的。小牛子，小羊子，白蜡杆子枪头子，俺这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他一口气说完，让人们轮番去看，看一下两毛钱。

我继续在集市上逛。

记忆里，总缺少购物的欢乐。唯有一次，手里攥着姑姑给的五毛钱，攥出了汗：给弟弟买了个塑料陀螺，给妹妹和自己买了一绺儿红绸头绳儿，给娘买了两只黑棍儿发卡……

如今，我依然爱逛年集。手里有钱了，但不为买什么。那拉不完卖不光的货，那汹涌的声浪，那缤纷的色彩；那卖者手里攥的一摞票子；那买者，价也不问秤也不看，不停地指着，这个那个……都让我兴奋。或许，我痴迷的就是那热气腾腾的烟火气，给寡淡的生命底色，添了一抹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