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除夕，央视春晚是家家户户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的必选节目之一。早在以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电视机长啥样时，乡亲们过年也要看“春晚”。

我刚记事时，每到快过年，村里学校旁边就会有人用木板、木杆搭起一个快一人高的戏台子。戏台子顶上架了简易棚，两边用苇子、麻秆编起来挡风雪。过年那几天，在戏台子上会接连唱几天大戏，四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来看。

戏还没开演，戏台前已经聚了黑压压一大片人。演到高潮时，观众前挤后拥，像浪潮一样，一波一波涌向戏台，把戏台挤得咯吱咯吱响，这时，民兵们就手执竹竿，敲打挤到戏台子前的人往后退。

小孩看戏，主要是来凑热闹。我们几个小伙伴厮跟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戏台上演的是什么并不在意。有个情节因与我的名字有关，我印象比较深。那场演的是包公戏，黑老包（包公）出场，慌乱中竟忘戴行头（官帽）了，他急中生智，大声吆喝随从：“王朝、马汉，快把俺的行头拿来。” 其实，那场戏原本没这句戏词儿。演王朝、马汉的俩演员倒也机灵，愣了一下便急忙退到后台，抬出了包大人的帽子，算是救场了。村里人习惯喊我“超”，自那场戏后，大家见了我便开玩笑：王超，快把俺的行头拿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村里人口逐渐增多，大队在村西建了新学校，还在校园里垒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土戏台。每年春节前后，演员们轮番上来排演节目，吹拉弹唱，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当时，大队从下乡知青和学校师生中挑选演员，编排节目，筹备“乡村春晚”，演员（那时称宣传队队员）天天背台词，练曲谱。平时孤零零、光秃秃的土戏台，四角临时竖起几根木杆子，撑起了帐篷，扯上横幅，挂几盏耀眼的大灯泡，照得台上台下白晃晃的。演出时，前后台用苇席隔开，后台供演员画妆、换衣服。

那几年，我被村里选中成了宣传队队员，在土戏台子上度过了好几个“春晚”时光。

有一年排练节目时，教音乐的王老师让我和女同学帖霞、秋玲演《卖鸡》，故事讲的是大娘和大婶到供销社卖自家养的鸡。大娘觉悟高，一心为公；大婶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我扮演供销社的收购员，在买卖过程中，用大娘的“公”心感化大婶的“私”心。帖霞演过《红灯记》里的铁梅，秋玲演过《白毛女》里的喜儿，她俩长得都好看。

小时候我爱脸红，不敢正眼看女同学。要和两个漂亮姑娘合演节目，我死活不愿意，躲到校外的打麦场与王老师捉迷藏，围着麦秸垛转圈，后来还是“投降”了。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们三个人昼夜排练出了《卖鸡》短剧。

“乡村春晚”演出多在大年初一晚上。吃罢晚饭，乡亲们穿着新衣服，搬着凳子，扶老携幼到戏台前抢占位子。

“春晚”开始，轮到我上场时，一瞅台下——乖乖呀，密密麻麻恁多人! 每双眼睛似乎都盯着我一个人，我立马感觉脸颊热辣辣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王老师看我磨蹭，急得又皱眉又跺脚，边催边鼓励：“别害怕，眼睛瞅远处，权当台下都是萝卜白菜……”我心里想着王老师的话，胆子也大了，抬头挺胸目光平视，随着乐曲开始表演，慢慢进入了状态。

儿时的乡村，文化生活单调乏味，大家自编自演的“春晚”节目虽然情节简单，但适合农民的口味，热闹又接地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