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真的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其病根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完美。但“坏消息综合征”总不能变成“消极的人生态度”，越是被阴暗面反复刺激过的心灵，它应该越珍惜和渴望真实的光明。

　　——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发表正面评论的意愿。《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设问：我们是不是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公益组织，其资金运作中固然存在不透明，但将其归入财政，用以纠正和规范善款运作，显然不对路。善款是善款，财政是财政。将慈善资金输入政府财政腰包，一方面逾越了慈善的底线，另一方面，慈善事业只会在官方缝制的襁褓中避风躲雨，永远也长不大。

　　——玉树地震捐赠款物被要求汇缴到相关政府部门，多家全国性慈善组织对此持有异议。《华商报》的评论认为，捐款最后多数沦为变相财政资金的“惯例”值得警惕。

　　

　　尽管茅于轼所言的贫富差距缩小，指的不是货币意义上的，而是说从财富效应上，也就是“享受”上来说的。但“享受”上的贫富差距同样正在扩大，因为“享受”是需要货币支撑的。我们应制定科学政策，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而不是去“说小”贫富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南方都市报》刊文称：“说小”贫富差距，无益于收入分配改革。

　　

　　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在城市发展史上，几乎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是“既允许富人散步，又允许穷人乞讨”的。如果一个城市不能给低端劳动者适度的生存空间，其结果很可能落入低端劳动者大面积失业和高收入者生活成本提高的“双输”局面。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展开调研，有专家建议，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认为，有关专家拿“低端劳动者”开刀，实在有些“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