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后何小兵吃了点儿东西开始练琴。这三年，他一天没有停顿的事情就是练琴，把弹琴当成了生活所必需的，就像空气、水一样。刚弹上，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的座机号，但区号是家里的。

　　何小兵没接，手机一直响着，十多声后，断了一下，紧接着又响了起来，又是十多声，然后断了，随即第三次响起来。

　　“喂……”为了阻止它继续响下去，何小兵还是接了。

　　“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啊？”是何小兵的妈妈，语气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柔，“我已经请假了，一会儿坐火车去北京，你手机要开着啊！”显然是为何小兵退学一事儿而来。

　　何小兵放下电话有些沮丧，刚刚获得了自由，却发现是临时的。以为打跑了“土豪劣绅”，还没来得及点根烟歇会儿，就听见他们边跑边回头说：我们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何小兵想，既然你们跟我玩儿横的，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他决定，即使他妈来了，他也不见。他一定要让何建国和他的妻子明白，他不再任由他们摆布，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何小兵又练了会儿琴，出去买了一份面皮和一个肉夹馍作为午饭，吃完后背着吉他去排练。

　　何小兵提前到了鼓手的家，严宽正用鼓手的电脑上网。这个月严宽刚大学毕业，在音乐网站找了一份编辑工作，不用坐班。严宽家是北京的，但他不爱回家住，目前正在鼓手家蹭住。

　　在这个村子租房的人更新换代了，几年前的那些老乐队已经搬走或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和他们当年一样年轻、迷茫而有梦想的青年，依然每天鼓捣出让这里的村民无法理解的噪声。

　　何小兵进门时，严宽正左手攥着一张烙饼，右手握着鼠标，盯着屏幕发呆。

　　最近严宽觉得该找个女朋友了，身边可供选择的非常有限，他便在一个婚介网站注册了会员，每天都会收到网站发来的异性资料，碰见中意的，就约着见面。

　　“整天看这些照片有劲吗？”何小兵不解地看着严宽。

　　“当然有劲，只要你喜欢，就有劲！”

　　正说着，鼓手刘全抱着一床大花棉被回来，何小兵知道，那是从村民的晾衣绳上偷来的。刘全经常在村里溜达，每次都空手而出，满载而归，大到桌椅板凳、电火锅，小到锅碗瓢盆、白菜黄瓜。

　　刘全把棉被塞到底鼓里，底鼓里已经塞了一张褥子，刘全觉得鼓声还不够浑厚，“这回低音就好听了”。

　　刘全是何小兵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的，当时刘全刚从老家到北京，背着一大包鼓槌，也没拉拉锁，上了公共汽车，正好站在何小兵边上。

　　“你进这么多鼓槌，是卖吗？”因为和音乐有关系，何小兵和刘全搭话。

　　“不卖，自己用。”刘全说。

　　“用得过来吗？”何小兵问。

　　“慢慢用，都是我自己加工的，不要钱。”

　　刘全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车工，从小学开始就是学校乐队的鼓手，后来工友们撺掇他去北京——到那儿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恰好刘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辞了职。离开车间前，他找了点儿木料，偷偷车了一百副鼓槌，背着它们来了北京。刘全说，用坏了这些鼓槌，如果还混不出来，他就回老家，做一个属于那里的人。

　　没多久，刘全带来一个主唱，叫安威，刘全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地下通道里抱着一把吉他，面前摆了一个纸箱，里面盛着零钱。刘全听他唱得不错，就上前攀谈，最后，刘全说，你来给我们当主唱吧，安威说，没问题，你们那儿能睡觉吧，我今天刚到北京。

　　安威打小就爱唱歌，六岁进了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进了少年合唱团，邻居叔叔阿姨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唱歌真好听！这句话肯定了他也限制了他，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干别的了，就得唱歌。省艺校毕业后，他就来到北京，觉得这里才是真正唱歌的地方。

　　安威这时候也进门了，他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村子的土气和习气，自己在村外租了间学生公寓。公寓楼下是一条河，每天早上，安威都站在河边，“咿呀嘿嘿”地喊上半个小时。据说有一天下雨，安威没喊，很多人忘了起床，上班都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