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小学读书时，我心底始终有个愿望，期待某一天能突然收到一封外地来信，是寄给我父母的，或者干脆就是寄给我的。至于信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我渴望得到的，只是从校长手中接过信件时的那种荣耀感。

　　那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信息闭塞，乡里的邮递员是村民们与外界联络的重要窗口。由于村民居住分散，邮递员隔几天送来的一两封信件便留在学校，由校长派发给收信人家的孩子或者让其邻家的孩子转交。

　　于是，早操完毕，在巴掌大的校园内，校长总会集合全校四十多个学生，手拿信件先讲上几段话，然后郑重其事地点某个学生的名，让他出列接信，叮嘱他一定要带给其父母或邻居。被点名出列的学生，脸上则满是自豪，如同接过的是张奖状。

　　这种本就寥寥的带信的荣耀，我从未享受过。我们家没有远方的亲戚朋友，我唯一能享受的，是邮递员送来由老师发给我们阅读的几种学习读物，记得有《小学生学习报》、《金色少年》、《海燕》等。这些东西虽不是专门邮寄给我的，却为我走向外面的世界铺平了道路。

　　上中学时，我在小镇上读书，随着知识的增长，我对信件的含义也有了深层的领悟，觉得信件代表的，似乎不只是几页纸，某些时候，在信件的背后，是关系、是地位、是声望，显示个体被外界认知的程度。因此，我仍然渴望能收到别人邮寄给自己的信件。

　　1995年，我考上大学，离家千里到外地读书。那时候，电脑尚不普及，大学宿舍楼门口设置的电话也超难拨通，书信沟通便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家乡的父母，还有在其他城市读书的高中同学，都是我们写信联络的对象。有段时间，我甚至一天可以收到近十封信件，同宿舍的室友们还嬉笑着比较过谁收到的信件多。

　　我收到的大堆信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父亲给我写的信。因为父亲一向严肃，我们之间似乎总有一种隔阂，在这之前我们从不曾交流过，这也可能是很多中国父亲和孩子之间的通病：不善于当面用语言表达感情。当我离开家人到外地读书，我和父亲就有了写信的机缘和理由。通过书信交流，我渐渐懂得了多年来父亲对家庭默默的付出、对我们几个子女殷殷的期望……由此，我也更懂得了父爱的伟大。

　　这时候，信件传递的，是亲情、是关爱、是和睦、是父亲用以塑造我人格的良言。当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信件来往中，也少不了纯真的友情和爱情。

　　大学毕业，我参加工作，时间也跨入了新世纪。固定电话、手机、电脑已经普及，我基本不用再写信。我所做的，只是每年元旦、春节前，尽量给外地朋友邮寄贺卡。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却仍有几位外地朋友打电话给我，诉说他们收到贺卡后的喜悦。朋友们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在异地他乡，还有人记着他们、关心他们，就像我小时候渴望得到外界来信时的感觉一样。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只需鼠标轻轻一点，电子邮件就可以立马发送到网络的彼端，但饱含情谊的书信，仍然不可或缺。邮寄书信看起来速度似乎有点慢，传递的情意却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