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继远

　　一个人生命的跨度，究竟能达到多大？在某种程度上，洛阳作者胡跃东的新书《一个人的痕迹》，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这本散文集，其实更像一部自传体小说。文中的主人公 “我”，经历了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四十多年人生，因为运行轨道的“非常态”，注定要留下与众不同的痕迹，加之身后若隐若现的时代背景和人间万象，“我”的形象便更有了社会标本意义，凸显出无穷的张力，给人以震撼。

　　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父母奔赴千里来洛阳工作，“我”却被留在了江南老家，度过了没有父母陪伴的“寄居的童年”；待“我”到洛阳读中学后，又过早地体味了与年龄不相称的乡愁；“我”在大型国企当车间工人，赶上了国企最风光的时候，却因心中的不甘，选择辞职，脱离常态化的体制内生活，成为自由人。

　　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在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体制内”一词实在意味深长。在很多人心中，那是安稳、正式、常态、依托、地位等的代名词，只要一个人被打上体制的标签，他就是有归属的人，离开体制，就意味着漂泊、动荡、非正式、无所依……

　　“我”来到体制外，到私企谋职，到建筑工地打工，到饭店和学校做厨师，蜗居在家做自由撰稿人，还曾冠冕堂皇地到报社、机关做文字工作……“我”的人生的最精彩之处，也是这本书最值得品咂的部分，应该是对世态、世相、世情的含笑带泪的白描。

　　一个人可以选择离开体制，但体制和标签的力量却仍会纠缠着你。“我”在车间，因与他人工作证件颜色的差异，体会到了体制内个体身份的差异（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我”离开国企的一个原因）。在私企，在学校，“我”遇到的是家族或裙带式的体制。“我”也享受过体制的好处，当我持有某权力机关的出入证时，我可以把派出所长“震晕”，可以出入高档酒店迎接上级领导……但“我”终究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人，尽管“我”很适合很胜任那个岗位，身份的标签最终决定了“我”仍须离开。

　　“我”是城镇户口，却因没有住房，在城中村租居民房十多年，见证了城乡两种体制“非常态”的差异。城中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那里的家长教育孩子，会这样说：不好好学习，让你“农转非”。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却依然存在，城中村的狗，在村中可以自由自在，走出边界，就面临着被捕杀的危险。城市化的推进，在强力影响着城中村：主人要搬迁，只好吊死了家里的狗；而“我”，也因拆迁，又得寻找新的归属……

　　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与“体制”欲说还休的“我”，虽然有些颠沛流离，却不断创造着自身生命的新跨度。在《一个人的痕迹》中，“我”酣畅淋漓地表达着，醉眼迷离地看世界，无时不在张扬着“我”的原则：磨难不算啥，经历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