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北邙所出墓志，张钫得之甚多，于右任次之。张钫所得归藏于千唐志斋，于右任所得最终归藏于西安碑林。因于氏所藏石刻中有七对夫妻志石，故于右任命名其斋室为“鸳鸯七志斋”。千唐志斋与鸳鸯七志斋，二者可谓北邙墓志收藏之双璧。

    于右任与张钫在二十世纪初“护法运动”时，同为陕西靖国军首领，二人交情甚笃。当年于邙洛搜集志石，互为默契，凡唐志归张，魏志皆归于，以致于氏所得魏志多达143件，而千唐志斋仅有魏始平王元子正、镇西将军晋州刺史元恭、廷尉卿元湛妻薛慧命三方。

    百年前之盗墓风，祸及北邙上下，北魏皇陵区被盗挖尤甚，所出元氏及鲜卑族人墓志居多，于氏所得魏志半数为元氏。鸳鸯七志斋所藏墓志石刻，除极少数为安阳所出外，其余皆出自洛阳北邙。于氏1930年在《东方杂志》公布目录为189种，1942年在《说文月刊》公布目录为285种，其中鸳鸯志十多对，斋名所依哪七对鸳鸯志，说法不一。据于右任最早公布之目录核查，应为北魏之七对，即：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珽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薛伯徽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元鉴及妻吐古浑氏墓志。这七对墓志，皆为洛阳北邙出土。

    鸳鸯七志斋所藏，皆为于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收，原拟运回其陕西三原老家庋藏，因交通不利，先后运抵北京西直门内菊儿胡同其私宅。1935年，中日关系紧张，山雨欲来，于右任恐生不虞，遂托杨虎城将军悉数运回西安，捐赠碑林收藏。于先生在《鸳鸯七志斋藏石记目录》序中说：“余积年藏石四百余方，而南北迁徙，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赠至西安碑林，建阁庋藏，以飨士林。抗战军兴，典守者穿窟贮藏，久欲录其目而考订之，未暇及。箧中所存之拓本，堆集杂厕。”据西安碑林所整理之《鸳鸯七志斋藏石》可知，于右任所捐石刻为318种，包括墓志共387石：计有汉《熹平石经》及黄肠石6种，晋墓石4种，北魏墓志136种，东魏墓志7种，北齐墓志8种，北周墓志5种，隋墓志113种，唐墓志35种，后梁及宋墓志4种。正如于氏所讲：“上起炎汉，下迄赵宋，凡不同之时代十有三。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

    隋唐宫人墓志，文体书法，风格独异，皆简朴直白，颇为今人所喜爱。千唐志斋藏唐亡宫墓志48方，鸳鸯七志斋藏隋宫人墓志38方，唐亡宫墓志21方。北邙有宫人墓地，所出宫人墓志，皆聚于此两处。

    于氏酷爱收藏，尤喜魏碑，其书法出魏碑而独秀。每见碑石，他常倾囊收之，当年曾以四千银元之重金从洛阳古董商手中购得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其诗中常见寻碑佳句如“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载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

    张钫早年驻军陕西宜君境，得白水出土之苻秦《广武将军碑（康有为考订为产碑）》拓本，视为珍爱，后康有为游蛰庐，张钫以此拓相赠，康有为坚辞不授，跋曰：“伯英以赠我如此重宝，不敢受也，后世当共保护之。”于右任也有长诗赞曰：“增以广武尤奇绝，族人文化堪研磨。”于氏于国难当头之时，毅然将鸳鸯七志斋之藏石，捐赠国家，使国宝无损；张钫先生亦于建国后将千唐志斋捐归国家。张钫、于右任辈，于戎马倥偬之中，收藏北邙墓志石刻，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其功至伟！思之念之，顿生无尽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