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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是沈从文逝世22周年。1988年5月10日，他在北京驾鹤西去，12日，萧乾写了一篇《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刊载在15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上。文中有这样的话：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入《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8个月时间（1937年至1938年期间），他同杨老师收留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1929年秋，萧乾进了不需要文凭的燕大国文专修班。那一年，他旁听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字今甫）的“现代文学”课。经杨老师介绍，他于1930年结识了沈从文，后来称沈为师父。课余时间，他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办了8期英文刊物《中国简报》，负责介绍当代文学部分。他佩服沈从文的学问和文章，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发表了一篇访问记，称沈是“中国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

    1933年10月，沈从文将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刊登在《大公报·文艺》上。林徽因很喜欢此作，邀萧乾到她家去吃茶。两年后，杨振声、沈从文向《大公报》总经理胡霖推荐了萧乾，萧乾大学刚毕业就到天津去编《大公报》副刊。

    萧乾旅英7年后，于1946年返回故土，他几乎成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温克尔，对这期间国内发生的变化他感到十分陌生。钱钟书曾说萧乾“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指的大概就是1947年5月5日刊载于《大公报》上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其中，“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这37个字，闯了大祸。从此萧乾陷入泥潭，1979年2月1日的“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才使他真正解脱。

    那篇社评并未署名。郭沫若10个月后写了一篇《斥反动文艺》。在红黄蓝白黑这五种反动文艺中，萧乾是被列为黑色的，他的遭遇比被郭沫若封为“桃红小生”的沈从文聊胜一筹。1949年8月底的一天，萧乾从香港搭乘“华安”号轮船，随地下党来到北平。10月，他任外文局的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

    1949年1月上旬，北大学生写了一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并将它悬挂在教学楼上。还有一张大字报重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有关沈从文的段落。当时，北京大学位于沙滩红楼，沈从文在该校中文系担任教授，他认为自己会遭到灭顶之灾，遂于3月9日试图用刀自杀，幸好他的堂弟张中和来串门儿，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叶圣陶和丁玲都去看望了沈从文。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7月19日闭幕后，丁玲在丈夫陈明和何其芳的陪同下再一次登门，劝慰沈从文，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

    1950年11月，为了向国外报道土改运动，萧乾赴湖南岳阳采访。

    1952年年底，萧乾从外文局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11月，他住进了东总布胡同46号的作协宿舍；1954年5月，我和他结婚。这时，沈从文已经从北京大学正式调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博物馆分给他的宿舍坐落在东堂子胡同东口，和沈从文家相距不远。萧乾带我去看望沈从文和其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的案头上放着《边城》日译本，我把译者序口译给沈从文听。他神情凝重，显然，国外的评价在他心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文洁若）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