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去镇压，结果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朝鲜国王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国求援，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

    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国和日本之间，但朝鲜已经摸索出一套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的方法，这边恭维一下大清国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一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国借兵，说是鼓动，其实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大清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考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大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吃了亏，当时大清国只想早点儿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再发生动乱，两位大哥动手之前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可以看出，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在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通过这个条约实际上废止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大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藩属国的“天朝上国”，当朝鲜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大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于是，领导指示袁世凯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袁世凯到了日本驻汉城公馆，向日本大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告诉袁世凯：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这在很多书里都有过描述：袁世凯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大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大清国出兵，日本也不会派兵的，发电报时间是1894年6月2日。

    袁世凯就这样轻易地“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色情场所等。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书籍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 “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等）的思维，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封建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儿，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有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

    袁世凯的想法就是要公私两便。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 作者 黄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