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常熟童工”引发广泛关注。“不上学，就打工”，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为了减少学生辍学，贵州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

在留守儿童看得见的前台里，返乡打工者衣着光鲜、出手大方，俨然一副成功者的模样；在留守儿童看不见的幕后，辍学少年在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上承受着繁重、乏味的工作甚至遭受打骂。

辍学少年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失衡导致“读书无用论”在乡村蔓延。“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的工作越差”， “下沉螺旋”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也是一种坚硬的现实。贫困的代际传承、阶层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和多元，“不上学，就打工”让他们的人生过早地定型化、宿命化。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通常只有打工和读书两条出路。由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导致农家子弟接受的教育质量并不高，通常也难以找到好工作。激烈的教育竞争，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家庭综合实力的比拼，留守儿童在学习上掉队甚至过早从教育竞争中出局，成为一种无奈的处境。

读高中、上大学尤其是就读于一些三本院校，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收益却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与之相比，“不上学，就打工”的成本小得多，收益并不见得比那些农村大学生差。辍学打工能够迅速地改变这些农家子弟的生存状况，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读书梦”要么遥不可及，要么太过沉重，要么充满了太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辍学打工作为一种“保守的策略”，隐伏着厚重的利益算计与风险评估。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熟人圈子的社会资本深刻影响就业质量。那些缺乏依靠的农家子弟，在求职的过程中得不到有效的庇护和关照。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融入城市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知识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延长，那些迫切想从乡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早已 “等不及”“拖不起”了。

消减童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辍学率。丰富乡村教育的内核、促进教育均衡，给予农家子弟更多的“弱势补偿”，让机会公平更多地走进现实，在招生、求职、城市融入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制度补血”，只有让教育这盏希望之灯更加明亮，才能提振农家子弟对“读书有用论”的价值认同。